2017-06-20 12:28:31 来源: 澎湃新闻网

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

2017年，华强北路拆去四年封街改造的挡板，人们从街口踏进来，都无法绕过“中国电子第一街”的标牌。只是坊间仍旧习惯以“山寨之都”、电子界的“莆田系”相称，流传的故事大多还是以假乱真的手机，和一夜暴富的草根。

华强北街边的推销小哥也从未看低自己：“我以后也是想当老板的，你知道华强北多我们潮汕人，我们潮汕人不愿意给别人打工。”

手机批发商郑彦标也是潮汕人，约十年过去了，他还留在华强北的卖场里。下午三时，对面的店铺仍旧被黄色卷闸门封住，像是没有在等谁，谁也不会来。而卖场的一天又将走到尽头。

华强北的手机市场已在崩塌，许多人的财富都与之泥沙俱下。

郑彦标告诉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，他觉得华强北改造是为了巩固电子界的龙头地位，但四年封街像是做了一场大梦，醒来后这个时代已经变了。

2017年6月，华强北经典的“一天”从午后开始。铁拖车的四个轮子磨过水泥地，当，当，当，当，逐渐敲醒华强北的白日。商场里撕胶带的声音渐次响起，价值几十万元的电子产品或元器件，封进一个个棕色纸箱中，在拖车上垒到半人多高。这些随处可见的铁拖车拖过崭新的步行街，和主街背后仍旧脏乱的巷子，在仓库、商场、停车场、居民楼中办公与住家合用的店铺之间，铺开一张流动的毛细血管网络。

华强北随处可见的铁拖车。  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这张萎缩的血管网曾是一条大动脉，行人车辆堵成一团。1998年，华强北从工厂区向商业街转型，电子产品销售起初是一点星火，不久便成烈火烹油。那时中国移动、电信、联通三大运营商都尚未诞生，还没有一个人用过淘宝，实体店还没有被网络销售打压的溃不成军。华强北以一米柜台后的潮汕老板闻名，不少人成为了身价千万的大老板，一些人把自己变成了亿万富豪。

改革开放初，曾裕“以为特区钱好赚”而来到深圳，第一次来华强北，还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农村，几间厂房仓库，一地黄土，街上看不到十几个人。

在那一地黄土上，华强北打下了电子工业区最初的根基。1979年，粤北兵工厂迁入深圳，取名华强，寓意“中华强大”。工厂附近的一条道路便以公司为名，称为华强路。深圳获批特区后，国家工业部与深圳合作发展电子工业，电子工业区渐成气候。此后的三十余年间，华强北发展出了最为齐备的电子元器件产业链，在2008年，中国电子商会授予华强北“中国电子第一街”的称号。

然而异军突起的手机市场却独揽了风头，华强北手机销售名震全国乃至世界。这里诞生了难以计数的国产或山寨手机品牌，崛起了一支号称技术“称霸全国”的电子大军，山寨机花样百出，华强北成为电子界的“莆田系”。

据工信部数据，广东是全球手机第一生产地。2016年全年来，自中国生产的手机超过21亿部，广东几乎占据产量的一半，高达9.6亿部。而广东电子看深圳。

但曾裕如今留在华强北，不过因为铺面还没有到期，他告诉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，他做工厂供货，找他拿货的商家许多已经关门。也看不到未来，“没个底，不知道是好是坏”。

2013年，华强北封街改造，规划发展成以区域性的电子专业市场为代表的国际物流中心、多元混合的市级商业中心、高新技术研发中心，同时兼有商务办公、居住等功能的综合性片区。

这不是一场毫无痛苦的转型，曾裕想起刚到深圳时，朋友告诉他：“要来深圳发财是挺容易的事情，要来深圳熬日子，是挺难熬的。”

华强北由盛而衰的手机市场。  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1999年：每个中国人都将拥有一台手机

汕头人洪钦见证了华强北手机辉煌的开端，他向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形容2000年初时，“可以这么说，所有人进这个行业都能赚钱。”

1999年，诺基亚未死，塞班系统正红，诺基亚功能机3310发布，后来人们以“不死传说”相称。

那一年，洪钦到华强北做手机销售，只有十几岁年纪，身边是第一批华强北的手机淘金者。他仍能背出那时深圳最著名的五个手机品牌：摩托罗拉、诺基亚、三星、西门子、爱立信。

1999年，国产手机约70万部，全球手机销量2.8亿部。

但洪钦坚信，13亿中国人，未来每个人都会有一台手机。

诺基亚3310。  视觉中国 资料图

他赌对了华强北十年的市场。诺基亚3310在下市前的5年间共计卖出了1.36亿台，以历经千摔万砸仍然能够开机使用而名垂手机史。属于王者荣耀和愤怒的小鸟的智能机时代还未开启，最经典的手机游戏是贪吃蛇——人们曾那么热衷于控制小屏幕上一条小蛇，吞下一个个方形色块，越来越长，最终触到屏幕边界或自咬尾巴而死。

1998年，由于工业成本上升，华强北完成了第一次向商业街的转型——外迁电子工厂，厂房时期的几栋仓库改造成为商铺出租。深圳是全国最靠近香港、开放贸易的口岸，是第一个经济特区，而成熟的手机市场也先出现在深圳。

当时做手机零售，只能找华强北的批发商。因为在1999年，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过淘宝，中国移动、中国电信、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都尚未组建。

由于内地没有形成销售体系，零售商必须到深圳拿货。洪钦记得，上海、北京、太原、石家庄、重庆、济南……从大城市到二三线的省会城市，都是深圳发货给当地的零售商家。华强北几乎占据了手机的供货渠道，而每一代新机推出后，第一站必到华强北铺货，才能影响全国的市场。

华强北的电子产品市场庞大、物流繁忙，半夜快递仍旧接单。  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那时华强北经典的“一天”，从早上九点开始。卖场9：30一开门，全国各地口音的零售商随即挤得马路水泄不通。“会挤不进一家去拿货，因为太忙了，就去挤第二家、第三家，最终找到一家聊得来，合作的好的，以后就跟这家拿货。”

洪钦和团队忙的时候，“没有人是可以闲坐着的，忙的饭都没的吃”。国内外客户都来跑市场、看价格、看新机款式，一个新产品就是一个新的卖点。一家手机店需要雇佣60个销售员，三班倒，从早上9点卖到凌晨2点，全国各地的零售商排着队打款，再等着手机发货。

洪钦说，那时批发商甚至可以控制某一款手机的价格，因为一个机型只有几家店铺在销售。如果客户反映拿不到货，就可以派几个人踩点调查出货量，如果要100台只给50台，就能估算有多少货。货一紧张，就可以控制、提高价格，几家就可以垄断市场。

一米柜台走出亿万富翁的神话不断上演。华强北的租金水涨船高，一个铺面要租到两万、三万，转让铺面则需要花几十万、上百万来“喝茶”。“但是拿下来就一定有机会，能赚钱”，一个月走货数千台的快钱让人们仍旧哄抢铺面，华强北“一铺难求”。

洪钦记得那时花钱如流水，2000年的时候，请客户去夜总会、吃宵夜，每次花钱都达到了几千元，“可是第二天签一张单子，就都回来了，能花钱就能赚钱。只要客户喜欢来深圳，那么一直会有生意做。”

于是那时外地人去深圳一定要看三个地方：世界之窗，罗湖口岸的东门服装市场，以及华强北。

iPhone向华强北开了一枪

华强北的电子全产业链，让山寨手机在手机贸易后借了一阵风，在洪钦的记忆中，2003年至2008年，是华强北山寨机风头最劲的时候。

2003年，台湾公司联发科突破了诺基亚、摩托罗拉等公司垄断的芯片技术，推出了出了第一款单芯片手机解决方案，具备通信基带、蓝牙、摄像头等模块。而华强北恰好拥有电子元器件到模具厂等最为齐备的产业链，组装出成品手机只需要数周，成本低至数百元。

华强北崛起了难以计数的山寨品牌，时至今日，洪钦仍更愿意称为“国产品牌”。

那时功能机太过单一，无非是诺基亚可更换颜色的后盖，从翻盖手机到滑盖，搭载的卡尔蔡司镜头，“但对年轻人的心态需求是不够的，品牌功能机又贵。”

华强北手机卖场。  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洪钦记得，年轻人反而喜欢个性十足的山寨机，三卡三待，造型酷炫。华强北崛起了难以计数的国产手机品牌，倒不是有研发能力——只是在已有手机的基础上升级，“可能有一个团队，就是专门改造手机，但是牌子不一样。那时在华强北，你出什么东西，我很快就能比你好。一定要比你好，我才推出市场。”

新的手机一上市，其他厂家拿到系统再稍微改动，贴上自己的商标，用很少的投入就能加入战场，靠微弱优势竞争。洪钦记得，那时各个牌子“你追我赶”，做的人太多，产品打起价格战，山寨机的质量越来越差。

高仿机也盛行起来。郑彦标记得苹果手机流行之后，一款新机发布之前，盒子包装、高仿产品，都已经齐现华强北，就等着上市。

等到iPhone5上市后，山寨手机在华强北几乎再无市场。“那之后，好像所有人都倾向品牌手机了。山寨手机拿在手里，没面子的那种感觉。”

市场的风向一夜转变了。商家却还没有适应市场，几万台库存手机成为亏损源头——只能烂在仓库。成本500元一台，要卖700元-800元一台才能有收益，可是市场迭代太快，500元一台也没有人要，“这时国外的人就来给你出货，那就是300元、400元出货了。”

可是国外市场也未必能销出库存的山寨手机，“跑路也慢慢出现了，国外那些’鬼佬’（外国人）做的不好，也学会跑路了。”

在手机批发兴起的最初，是零售商先打钱来，排队拿货。后来形势逆转，厂家要先发货，再去排队收钱。洪钦的一些朋友拥有几百人规模的工厂，最初一年赚了几千万，“全部亏回去了。还有一些人收不回货款，慢慢慢慢，就被拖死了。”

冬天真的来了，深圳也决定壮士断腕，主动摧毁这个山寨王国。2011年，在华强北路曼哈数码广场以东的居民楼上，近千部山寨的苹果、诺基亚手机从18层楼上砸下来。路上停放的轿车，人行道的铝合金栏杆，都被砸出了坑，留下一地红色碎片。那是在当地警方打击山寨手机的行动中，藏身居民楼中的山寨手机生产者一面锁紧了门，一面扔下手机销毁证物。

山寨手机商从楼上砸下手机，销毁证物。  深圳电视台都市频道截图

更多的华强北商人，在浮躁的山寨机时代攫取了大批财富，习惯了每日大笔挥霍收入。但在寒冬到来之后，一批硬件厂家跑路，一批硬件厂家停产倒闭。

在华强北封路日渐萧条的几年间，珠三角的代工手机工厂也经历了一场生死。其中在2015年的年关，东莞手机代工工厂兆信通讯资金链断裂，董事长高民在深圳自杀，他留给员工一封绝笔信，以“愿赌服输，我输了”开头，彼时国内手机库存量过亿，市场却不断下滑，价格不断击穿底线，大批代工厂倒闭。

高民在绝笔信最后留下一句：“兄弟们对不起了，你们一定要站起来。”

手机帝国崩塌

1999年，洪钦第一次在华强北卖手机，马云在杭州草创阿里巴巴集团，命运在馈赠的同时，也把危机一通埋下。

2010年之后，网络手机销售逐渐铺开，价格透明化，倒逼线下手机价格跳水。2014年，京东与阿里巴巴先后在美国上市，线上的手机销售一面夺去了华强北的市场，一面把市场价格压到最低，给了华强北的手机销售致命一击。

洪钦的一个客户在东莞开有十几家店面，设在每个镇的工业区旁边。曾经，工厂一下班就涌来人山人海，工人都来买手机、换手机。但现在，这些实体店已经全部倒闭。

郑彦标在智能机兴起时进入华强北，可惜几年之间，销售已经转向了网络。他下午3时来开档口接单发货，晚上7时出头就回家。有做了几年的老客户，还从来没有见过面。 微信群一看就知道价格变动，苹果手机也只有固定几款，顾客不再有试用手机的习惯。

阿里巴巴试图让郑彦标到淘宝上卖手机，郑彦标发现，网上的价格比他从工厂拿货的价格还要低。一部手机赚5块钱，销售500台才能回本，“可是500台手机要投资多少资金？”

一句话在郑彦标的同行圈中流行了起来：“冒着卖白粉的风险，投着卖珠宝的租金，赚着卖白菜的利润。”

山寨机的利润反而更高，因此一些档口都把山寨手机放在了主推的位置。但华强北为山寨之都而蒙羞，频繁查货、打击假货。明通手机城一度整栋市场都被山寨手机占领，现在却以销售手机配件为主。

从华强路得名至今，近四十年过去了。2016年深圳的GDP达到1.96万亿，仅次于北上广，人均GDP更是名列全国第一，而服务业占GDP比重首次突破六成。山寨之都变成了华强北希望洗去的耻辱，华强北开始为自己规划一个硬件创业天堂的未来。

谁做谁赚钱的年代也已经过去了，十年之间，郑彦标算得人工成本从600元上涨到2000-3000元一人，而福田区的租金已经相对便宜，因为收入落后其他地区，空置率高。与此同时，赚的钱却没有之前多，很多人都做不下去。

华强北招租的铺位。  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郑彦标觉得，华强北开街之后，逼不得已，要发展出一支正规军，要重新打个品牌，否则活不下去。市场萎缩、风险又很高，只有拥有核心产品、拥有定价权才能生存。

洪钦早已转型做企业投资，他觉得手机销售赚钱快，但是太累了，把一个年轻人的全部世界圈在卖场里：“一天从早上做到晚上，都是在这个地方，没有时间去外面，那时毕竟年轻，希望能出去。”

洪钦在华强北生意红火的时候，投资了很多铺位，一次性几万几万交租金后，不料生意却没有火起来，亏了二十万元。他觉得没有缘分了。

“算了，可能人赚钱，就是命运。”他手握着现金流，又不敢去投资不熟悉的领域，投资房地产却很像他做手机时投资铺面。洪钦渐渐发现，铺面有限，只有房地产，是多少钱都投资不完的。

2011年之后，洪钦身边第一批淘金者集中退出华强北，改做餐饮、金融、房地产、研发其他产品。

2013年，华强北宣布封路改造，曾经的诺基亚帝国分崩离析，被微软收购，然后转卖。

2017年，华强北封街重开，诺基亚宣布复刻1999年的3310机型。洪钦曾跟随诺基亚走了十年，他为此兴奋，但知道世事变幻，“现在的市场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”。

在这一座山寨王国的崛起与崩塌间，华强北不再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手机集散渠道，只留下庞大的二手翻新机市场暗中运作，深圳不再是中国为数不多开放和高速发展的城市，市场从未等候过走慢一拍的参与者。

曾裕现在对着困境也还能嘻嘻哈哈，他说自己来时是个农民，“前景不明朗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生存不下去，要去美国讨饭啦。”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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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

“我也是做过富士康，准备去华强北，能不能加个微信。”

22岁的重庆人张宇在发出这条消息后，只身来到深圳华强北。他站在中国的电子第一街，坊间传说的山寨之都、电子界的莆田系、中国民间手机维修大军的黄埔军校。

张宇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学手机技术，全国各地年轻人都涌向这里。他们互相打听哪里能学到真的技术，一个月要付几千学费，能不能获得华强北的货源渠道，熬出头的回报有多丰厚。

闯荡华强北的年轻人。  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淘金场已经分裂成不同空间

一个月后张宇发现，华强北野蛮生长的淘金场已经分裂成不同空间：山寨机垂死未死，巨大的交易市场退缩到华强南的居民楼中；一批来自剑桥、帝国理工等名校的研发者，占领了华强北的新楼与空中花园，怀抱震慑硅谷的希望研发产品；而张宇所追随的传说，那些第一批在华强北致富的草根，一手筑起了这座山寨之城的前辈，在人去楼空的商铺里杳无踪迹。

2017年6月，封街重开后的华强北告诉张宇，在此改变命运的途径只剩一条：学门新手艺。

最初站在命运的起点时，深圳、华强北、张宇的手中都一样没有几个筹码。

1979年，南海边与香港一衣带水的小渔村更名深圳。同年，因军费削减而面临困境的粤北兵工厂迁入新区，取名华强，寓意“中华强大”。工厂附近的一条道路以公司为名，成为华强路。1980年，深圳划为特区，当时的国家电子工业部派人南下发展电子工业。中航技、华强集团、赛格电子三家国企鼎立，华强北电子工业区渐成气候。

此后三十余年间，这条南北930米的街道，崛起了“华强北”的地理概念。街道东西辐射1560米，1.4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形成四十余座密集的市场、甚至居民楼中都藏有商铺和作坊。

2004年4月21日，深圳市，华强北路华强集团（华强电子世界）大厦是销售电子产品的集散地。  视觉中国 资料图

张宇决意用青春赌华强北，深圳说：“来了就是深圳人”。华强北曾是这句话的注脚，不看学历，不问出身。一米长的柜台，能走出数十个草根亿万富翁，富士康的流水线经历不逊于大学文凭，腾讯、同洲电子在这里起步。

1999年，命运早已把兴衰伏笔一同埋下

华强北也改变了汕头人洪钦的命运——1999年，他十几岁年纪，第一次在华强北卖手机。那一年国产手机约70万部，全球手机销量2.8亿部。

但洪钦坚信不疑，未来十三亿中国人每个人都会拥有一台手机。

1999年是个标志性的年份，在这一年，诺基亚未死，塞班系统正红，诺基亚功能机3310发布，这款手机也成了“不死传说”。

此后5年间，“不死传说”共计卖出了1.36亿台，以历经千摔万砸仍然能够开机使用而名垂手机史。

当时，属于王者荣耀和愤怒的小鸟的智能机时代还未开启，最经典的手机游戏是贪吃蛇——人们曾那么热衷于控制小屏幕上的一条小蛇，吞下一个个方形色块，越来越长，最终触到屏幕边界或自咬尾巴而死。华强北也日渐膨胀，水货与山寨渐渐成为华强北的代名词，十多年之后贪欲反咬的那一日，仿佛太过遥远而无人预见。

在那股大浪中，洪钦没有赌错。彼时工业制造成本上升，华强北的电子工厂已经外迁，厂房时期的几栋仓库改造成为商铺。深圳是全国最靠近香港、贸易最大胆的口岸。北京、上海、全国二三线省会的手机经销商涌入华强北寻找进货渠道。第一家挤不进去，就去挤第二家，挤第三家，直到能够找到一家合作的上游货源。一时间全国手机出于华强北。

华强北逐渐发展成“中国电子第一街” 。  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然而也在1999年，马云在杭州草创阿里巴巴集团，命运早已把兴衰伏笔一同埋下。

网络销售给予了华强北重重一击，垄断被打破，价格透明。在此混迹十余年，来自潮汕的手机批发商郑彦标发现，阿里巴巴的手机报价比他的工厂拿货价还要低，利润跌至几毛钱。“冒着卖白粉的风险，投着卖珠宝的资金，赚着卖白菜的利润”在华强北流行开来。

天无绝人之路，华强北靠着山寨，迎来了发展的第二次“折叠”。兴于2003年，十几年间，从花样百出，到专攻山寨iPhone。

2003年，台湾公司联发科突破了被诺基亚、摩托罗拉等公司垄断的芯片技术，推出了第一款单芯片手机解决方案，具备通信基带、蓝牙、摄像头等模块。华强北获称“中国电子第一街”。这里最为完备的电子产业链是全国风向标，也使得组装山寨手机只需要数周，成本低至数百元。三卡三待，一机八个喇叭，安卓塞班iOS系统随意切换。

华强北的故事从一夜暴富，到一夜空城

但在2011年，在华强北路曼哈数码广场以东的居民楼上，上千部山寨苹果、诺基亚手机从18层楼上纷纷砸下。一地红色碎片，路边轿车、人行道铝合金栏杆，都被砸得坑坑洼洼。遭遇警方突袭打假，藏身居民楼中的山寨手机商一面锁紧了门，一面砸下手机销毁证物。

山寨手机商从楼上砸下手机，销毁证物。  深圳电视台都市频道截图

贪欲终于反噬其身，频频严查假货之下，华强北的故事从一夜暴富，到一夜空城。

深圳却从起于毫末，到日渐显赫。2016年深圳GDP突破1.96万亿元，仅次于北上广，人均GDP名列第一，房价领涨全国。“人们现在觉得，拿着山寨手机很没有面子。”

山寨之城不堪回首，华强北开始为自己规划一个硬件创业天堂的未来。

2013年，华强北封街改造，7号线将贯穿地下。彼时名不见经传的硅谷创业孵化器HAX进入华强北，借助中国电子第一街研发电子硬件，数年之间，声名鹊起。

当剑桥毕业的英国硬件工程师Jamie Salter走在华强北的街上，山寨无人机在头顶盘旋，他觉得这种“创新”很有趣：“无人机竟然还有轮子，可以在地面行驶。这种东西造价又不贵，能用同一个发动机去驱动螺旋桨和轮子，还是挺厉害的。”

中外创客在华强北的创业孵化器HAX中研发产品。  HAX供图

Make with Shenzhen——创客之都

2015年3月10日，“Make with Shenzhen（与深圳一起制造）”的巨幅广告登陆纽约时报广场，时任深圳市长许勤宣布，深圳要用三年时间打造创客之都。

而此时全华强北山寨机的疯狂，已退缩到华强南的居民楼中。下午两三时开始，在通天地通讯市场的三楼和四楼，批发二手苹果翻新机仿佛买卖白菜。一米柜台上各自架着一两个大保险箱，监控屏幕被人群塞满。点钞机也架在保险柜上，在微信和支付宝流行之后，背包客越来越少掏出厚厚一沓红色现钞，换几捆手机塞进包里。明晃晃的吊灯自天花板一排排垂下，一捆一捆的翻新手机、芯片，在买卖双方的手中快速交易。

位于华强北区域内的翻新手机市场。  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这是华强北山寨历史留下淘金之路，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向这里涌来，在这里习得手机技术，组装山寨机、翻新机销向全国，希望有一日走上人生巅峰。

2017年，华强北封街重开，7号地铁贯穿地下。但步行街的人山人海和商场的一铺难求，都没能上演“王者归来”。

从罗湖口岸向华强北飞驰的地铁上，硅谷创业者Thomas Agaraté应邀到访雄安新区归来不久，“下一个硅谷？可能是北京南边的那个新区？”他在深圳的机场边找到工厂接下订单，而新特区却许以研发场地和设备，希望吸引硅谷创业者北上。

到今年秋天，英国硬件工程师Jamie Salter的首批滑雪穿戴设备将从深圳出港，发向美国、欧洲、日本，是完完全全的“华强北设计”。

华强北衰落的手机卖场。  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洪钦偶尔回到华强北，穿过一间间黄色卷闸门封起的档口，仿佛探望一个时运不济的老友。在华强北淘足了第一桶黄金后，他事业有成，深圳繁荣富庶，华强北步行街的商铺和创业空间焕然一新，等待新的淘金者。

但那都不是张宇可以进入的地方，张宇决定，一定要在通天地通讯市场学到技术。

2017年，张宇22岁，孤身来闯华强北。他认同华强北创新创业的未来，只是除了翻新手机市场的学徒工位，他不知道还能在哪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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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强北变奏丨95后青年：我也在富士康做过，在拿青春赌明天

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

从赛格大厦到曼哈数码广场，930米，华强北路从南走到北。

95后的张宇在华强北的第一夜，住在曼哈数码广场楼上70元一夜的铺位上。没有窗户，因为三星盖乐世S8手机的巨幅广告覆盖了那面外墙，一尾蓝鲸跃向海面，鳍肢划开四个字——“大有可能”。

张宇告诉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：“我就住在’大有可能’那四个字后面。”

华强北步行街上的曼哈数码广场，张宇说他来到华强北的第一夜，就住在“大有可能”四个字后面。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5月25日，三星S8在中国上市，5月20日，已经有华强北人在朋友圈晒现货。

在华强北有多大可能改变命运？许多张宇这样的年轻人来找答案。张宇向一位前辈打听经验：“我也是做过富士康，准备去华强北，能不能加个微信。”

收信人已经在华强北做学徒，在翻新手机批发市场学习刷机、修理二手的手机芯片、让一部50元回收的iPhone再次正常开机。每天都有人问他进入华强北的攻略，他没空一一回复，只是偶尔抒怀：“自己从出社会就在富士康，一待几年，最后才发现原来自己离开不了苹果手机，那是一种对苹果与乔布斯的信仰，就像宗教一样。”

尽管没有回复，22岁的张宇还是来了，攒足了钱来华强北拜师。他带着在工地上开货车、在餐厅做服务员的积蓄，来向华强北师父支付数千元、上万元的学费。他又走的孤注一掷，辞去烤鱼店服务员的工作时，他对经理说，“我大一辍学出来，已经在拿青春赌明天，我不能再拿青春赌老板的良心。”

华强北是中国电子第一街，坊间相传的山寨之都，电子界的莆田系，中国手机维修民间大军的黄埔军校。张宇想成为这支野生大军中的一员，成为手机维修招聘优先录取的“深圳师傅”。

华强北向南不远，香港新界在深圳湾对岸一水之隔，港币价格涨一百，华强北涨价50元。富士康则须一路向北到龙岗，传说如果华强北不给面子，那么在苹果新品发布会之前，新一代iPhone就会首先现身华强北的档口（商铺）。

除了“冠绝全国”的手机技术，随着华强北大军铺向全国的，还有一张手机销售网，行货、水货、翻新机、华强北组装机，应有尽有，无所不至。众多年轻人从全国南北涌向这里，宿在出租房的上下铺中，前来突破手机芯片的终极技术。有人在档口潜心吃苦，学成分赴西东，再将华强北的货源铺向全国。

2017年6月，华强北封街改造近四年，重开四个月。张宇22岁，曼哈数码广场也22岁。他的华强北拜师之行，从曼哈70块一晚，没有空调的铺位开始。

太热了，他熬过了第一个夜晚，不能从头再忍，在几站开外的招待所找到50元一晚有空调的铺位，“70块钱不要了”。

行业衰退，师父在淘金路上卖铲子

华强北封街改造完毕，在2017年重新开放，将“中国电子第一街”的标志立在街口。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张宇支付了一个月五千元的学费，在58同城上找到了一个华强北师父。

师父已经有些金盆洗手的意思，租下一套公寓作为培训班，雇了几个师傅教徒。偶尔在微信朋友圈里指点手机的疑难杂症，快件收上门整饬一新，再变作靓机发回原处。

“眼看着自己所在行业日渐衰退是怎样一种体验?”这个问题在知乎上被浏览了167.8万次。

张宇的师父，华强北许多手机档口的老板，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。

在这片约1.4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数码城前后连成一片，每座都有成百上千的档口（商铺）。在黄金时代，一米余长的柜台日均卖出上千台手机，造富不到亿万都不算神话，英雄从来不问出处。华强北的技术也名声在外，高仿苹果三星诺基亚，三卡三待，装有8个喇叭的山寨机尤其受广场舞大妈喜爱。

但也在这条街上，诺基亚死去，山寨机迭代多年后集体死去，全球金融危机涤荡过后，华强北封街改造的近四年间，互联网销售又冲刷了一遍实体店。

张宇住过曼哈数码广场，感觉“曼哈已经死了”，一个个档口被黄色卷闸门封住。洪钦穿过这些缺乏生气的店铺，背对着一排卷闸门坐下。

封街重开后，华强北的手机卖场出现了大量空铺，许多早期淘金者已离开这片衰落的市场。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1999年，洪钦十几岁年纪，是华强北第一批卖手机的淘金者。他见证了华强北日进斗金的黄金岁月，曾每日在夜总会宵夜数千元交际生意，并不出意外能在第二日就赚回来。他在智能手机带来最后一波辉煌前离开华强北，转去投资房地产。

洪钦告诉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：“那个时候，你说你在华强北做电子，很有面子，大家都知道你是在赚钱的地方。现在你说在华强北，人家会问，你还好吧？这样关心你。”

张宇在曼哈这些空荡荡的档口里找不到师父，他在58同城上搜索培训班广告。

58同城上的培训广告承诺将修手机绝技倾囊相授，收取每月数千元的学费。并且“对于临毕业学员，公司会赠送一套60G的维修绝技视频给每一位学员带走，包括本公司以及档口所有手工技术和分析能力，以便学员巩固与复习。”

张宇在培训班里翻来覆去焊一块旧芯片，索然无味，对不起广告上“材料管够”的许诺和一月五千的学费。一天过去，两天过去，他开始惶惶不安，师父不是耳提面命的高中老师，他可能学满三个月，却没有掌握核心技术，工作与学费两空地离开。

张宇渐渐感到行业萧条，“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淘金的故事？”当一群人听说一个地方有金矿，大批涌来淘金，最早淘到黄金的人，却转而在淘金的路上卖起了铲子发财。一个学徒一个月五千元，也是一份不逊于做生意的收入。

张宇担心自己想法太负面，但又忍不住质疑：“师父就好像在淘金路上卖给我们铲子一样。”可是自己还能挖到金子吗？他终于和师父商量，能不能退回部分学费，让他另投他处。

师父几乎与他闹翻，最终退还了一些学费，只是叮嘱他，不要告诉其他学徒。

翻新手机批发市场中的师父

张宇发现，学技术，还要去档口做学徒。午后太阳从头顶暴晒下来。张宇向南穿过深中南路，去华强南，那里有最大的翻新手机、山寨手机市场。

张宇读高中时候，诺基亚正红，他想买一款正价三千余元的诺基亚N98，但网购只要一千余元，货源标注深圳福田华强北赛格。

那时他翻到评论，人们说：“赛格那大家就不需要去看了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。”

但张宇看不懂，一个问题从此刻在脑海中，“到底华强北是个什么地方，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说？”

诺基亚N98于2010年发布，7年过去，华强北一轮一轮打假，封路改造后，用商场和创业空间替代了山寨机卖场。

但华强南还能看到昔日的赛格。

在与华强北隔街相望的几栋居民楼上，挂着通天地通讯城的牌子，以所在居民楼为名，分割为飞扬、长城、爱华三座，一至四层打通成一片卖场。其中名声最响的，是批发二手苹果手机的飞扬大楼。

张宇说，我一定要在飞扬找个师父。

下午两三点开始，华强南的通天地通讯城中，像买卖白菜一样，批发二手苹果翻新机。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他穿过门口坐成一排倒卖手机的背包客，下午两三点开始，飞扬里像买卖白菜一样，批发二手苹果翻新机。每个柜台长不过一米多，各自架着一两个大保险箱，顾客从上面架着的监视器屏幕上，可以仔细找到自己的脸。点钞机也架在保险柜上，在微信和支付宝流行之后，背包客越来越少掏出厚厚一沓红色现钞，换几捆手机塞进包里。

在鼎沸的人声中，老板在计算器上按出一个个报价，背包客开始拼尽自己所有眼力鉴别翻新机的成色，手反复摩挲，打开镜头拍几张照片测试，以防挑中炸弹机，打雁反被啄了眼睛。

通天地通讯城仿佛真的本领通天：解锁指纹，iPhone 6改装成iPhone 7，芯片屏幕配件装配成新机出售。各种来路的手机流向全国的微信朋友圈，就变成了“iPhone 6s Plus, 成色没有磕碰，完全可以当靓机，2350。”

在出口的天桥一端，撩开塑料帘子，有二十多个人坐在十几阶台阶上抽烟，吞云吐雾，把所有人笼在云雾中，显得格外安静。

在华强北鼎盛的手机时代，这种场景在华强北路两侧的商城里司空见惯，如今却退缩到华强南这一片居民楼中。但这里的人气，却远超过华强北路边的任何一家商场。

张宇已经会熟门熟路问手机价格，“手机贵的就是主板和屏幕，加上一些配件成本不到两千，可以加个几百，在网上再卖出去。”

货源渠道也是华强北手机江湖中的重要一环，就连学徒培训班的广告都会注明，“培训期间也会讲解和提供华强北周边市场，如飞扬，龙胜，通天地等大型手机主机及配件批发渠道，并可提供一整套货源、渠道、设备的解决方案与经验指导。”

通天地通讯城前，坐着一排前来批发翻新手机的“背包客”。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奋力挤过一捆一捆买手机的人群，张宇走到楼层边角的修理铺，铺子左右两侧各有一排工作台，挂着风枪、焊台，学徒两边分坐。张宇理想的华强北未来，要从这里起步。

张宇走到台前，问招不招学徒。

一个师傅说了句六千，老板递过去一个颜色，让师傅“去楼下档口看一下。”

“八千三个月”，隔着档口的高台，老板站起了身。

张宇拿了一张名片，打算再看看。

改变命运的可能性

张宇习惯在午后一两点醒来，如同他在流水线上的夜班日子。那时他夜班回来，一觉睡到第二天日光西斜，发现自己突然不喜欢这个世界了，“真的会想跳楼。”

他并没有真在富士康做过，而是在戴尔的代工工厂，张宇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同。 “件不停，人不能停。”一个人快，所有人的都跟着加速，一个人慢了下来，监工就会过来骂人。做的久了，他发现自己不受自己控制，站成一座机械臂兵马俑。

张宇夜夜难以入睡，上下铺的舍友们都在煎熬自己的人生。有人找了十几天，有人找了3个月，直到一无所获地离开华强北。十八岁的舍友送外卖出了车祸，第二天继续送餐却碰上电梯故障，爬上了23楼，回来终于一甩手，不干了。

另一个舍友帮他重装了手机，“是朋友才刷机不收你钱，外面至少50块。”

张宇明白这是手机行业的暴利所在，刷机不过是启动一下软件的功夫，一秒钟50块钱的收益，如果这不是暴利，那么什么叫暴利。

傍晚坐在华强北街口的人们。张宇觉得，他们看起来都很迷茫。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张宇辞掉饭店服务员的工作来华强北时，经理想留他，“我也是从服务员，一步一步做到经理。”

张宇想起来自己22岁，是服务员里年纪最大的一个，想到十几岁的童工同事，在结账高峰期永远吃不上饭终于饿出胃病的前台小妹，永远不交的五险一金，和他离开后仍能背的出的洗脑三观，让他一度怀疑自己陷入传销。可是在他质疑经理的洗脑之后，年轻的同事们开始孤立他，认为他自私，不懂得为餐厅奉献。

和烤鱼店相比，张宇甚至觉得富士康很好，至少交五险一金，有加班工资。

会修手机会更好，有亲戚找他，“你会修手机，有渠道，不如你做翻新手机，我拿去卖。”

张宇没有什么一夜暴富的梦想，他只是想学好手艺，回到家乡，有尊严地工作与生活。相比在餐厅不论对错都陪着笑脸的日子，哪怕讨价还价之间，手机店都有一种他想要的尊严。

“九十块”

“七十”

“那你去别家修咯。”

那一瞬间张宇觉得，职业真的是不分贵贱的。

大哥打来电话，说帮张宇在家乡找了一家手机修理铺做学徒，他们在电话中争吵良久，最后大哥问他：“你是不是一定要交钱学，一定要花了钱才安心？”

张宇找到过一个不收钱的档口，老板似乎和他年纪相仿，但是已经开了六家档口，“几百万身家肯定是有的。”

老板开诚布公，告诉张宇在档口干活，自然要等创造了一定效益，才能教他几手技术。

张宇应承下来，那一天，他从中午十二点开始，十块手机主板扎成一捆，从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两点下班。怎么会有这么多手机主板，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手机主板。

他在流水线上的时候，一个月都还有两千元收入，他用吃饭的间隙向早他两个月来的学徒请教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。师兄们神色微妙地摇了摇头。一句老话浮在空中，“教会徒弟，饿死师父。”

张宇再次离开。

从曼哈数码城走到赛格大厦，930米，华强北街从北走到南，张宇开始思考是否要离开华强北。

他在赛格大厦前转过身，在初夏的夜晚，读广告幕布上的字句。

华强北街口的广告幕布。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“无穷的

远方

无数的人们

都和我有关

我喜欢华强北”

那是张宇到华强北的第十九天，传说在一一破灭，华强北改变命运的可能性不知在哪里。张宇在倒数第二句时停下，脸上仍有属于二十二岁年轻人的明朗笑容，“不是这样的，这里并没有很多单身的姑娘。”

档口卖行货水货的老板都已锁好柜台回家，做硬件研发的外国创客还在高楼中拆着华强北出品的山寨玩具。彩色的无人机一次次冲上四十余层楼的高度，然后在夜空中坠落。那里都没有张宇的容身之处。

在华强北封街的几年中，深圳在竭力撕下“山寨之都”的标签，想要一个“创客之都”的未来。张宇觉得这是对的，虽然这个未来里不一定有他。

但明天，张宇还要再去飞扬试一试运气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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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强北变奏丨“山寨王国”的硅谷雄心和创客大冒险

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

英国硬件工程师Jamie Salter的履历轨迹，始于伊顿公学，毕业自剑桥大学，在英国沃里克郡工作两年七个月后，跨过欧亚大陆漂移至深圳华强北。如今他穿着T恤和休闲裤，开口是一本正经的英式英语和停不下来的冷笑话。

“来中国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” ，Salter对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解释：“因为我在英国又没有妻子，也没有住房贷款。”

他说起从华强北的山寨无人机中获得灵感，倒颇为认真：“它在四周飞来飞去，还有轮子可以在地上行驶。这种东西造价又不贵，能用同一个发动机驱动螺旋桨和轮子，这还是挺厉害的。”

华强北在2013年封街改造，终于在2017年重新开放，却已分裂成不同的空间：一米柜台亿万富翁的神话日渐破灭，早期掘金者中泛起“返乡潮”；富士康流水线上的青年依旧涌来翻新手机市场做学徒，踏入一条灰色造假产业链；Salter作为硬件工程师，来到山寨王国研发指导滑雪的电子穿戴设备，还有创客研制一种软胶内置耳机，可以为每个人量身定制，用短短60秒固化成耳朵的形状。

中外创业者来到华强北，在孵化器HAX中做研发。 HAX供图

这些人没有太多交集，只是都在这条南北930米的步行街上，走向自己选定的未来。

而华强北在“山寨之都”、电子界“莆田系”的路上狂奔了十余年，却把调转车头回归“中国电子第一街”的希望，寄托在这一批新来的中外创客身上。

2015年3月10日，“Make with Shenzhen（与深圳一起制造）”的巨幅广告登陆纽约时报广场，时任深圳市长许勤宣布，深圳要用三年时间打造创客之都。

然而中国有太多地区宣布打造硅谷的雄心：北京、上海、苏州、成都……以及河北雄安新区。

“下一个硅谷？可能是北京南边的那个新区？”法国人Thomas Agaraté在美国旧金山创业，却在深圳的机场边找到工厂生产。他告诉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，今年来华强北之前，他和一群硅谷的创业者被邀请去雄安新区参观，Agaraté参观了那里拔地而起的新办公楼，官方承诺提供工作场地、购买设备让他们使用，希望他们能够留下。但Agaraté还没有打定主意，因为那里还是“一张白纸”，并且没几个人说英语。

但华强北的确握有几分成为硅谷的机会。电子第一街背后有珠三角齐全又便宜的工厂线，创业者能节省一半的成本，又不必像在欧美那样苦苦等待。但快刀也容易切到手，中国山寨工厂的诡计在外国人圈子中流传——白天在生产雇主的订单，晚上则在仿制雇主的产品。

中国的创业者也发现了华强北的机会，比如工业设计师赵俊，当他在华强北经历了巨大的惊喜和失望之后，发现华强北想要成为硅谷，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。

山寨王国大冒险

出走小半生之后，赵俊在华强北实现了做工业设计的初心，把自己的第一款电子产品变为了现实。此前他花了2.5万元，找到汕头一家玩具厂，希望能实现他的设计。

“然后做出来的东西，就像一个玩具。”

赵俊告诉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：工厂非常自然地改动了他的图纸，在灯的底座上开了USB接口，对他说“只能做到这样啦”。赵俊看着粗糙的USB接口，对工业设计美学没有丝毫的尊重，对这家玩具厂目瞪口呆，“这么粗暴会吓着小孩子的。”

赵俊的父母是第一批来深圳建设开荒的工程兵，他也跟着部队来到深圳，大学则在北京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度过。赵俊在2002年回到深圳，那时华强北已经人山人海，他踩过一地的信用卡套现广告，最烦人多，再也不想来华强北。

之后十几年，赵俊把设计师工作熬到轻松写意，却始终放不下对电子产品的痴迷。他在经历了玩具厂的失败后，又听人说起华强北，发现这里硬件创业的门槛越来越低。从把电子元器件组装到电路板，到生产外观、模具，都有一条龙的工厂服务。

“这在之前，是不可想象的。”

华强北提供电子产品生产一条龙的服务。 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悦 图

“山寨的艺术”——HAX这样吸引国外创业者前来华强北，“在廉价的太阳能灯和假iPhone背后，藏着一些严肃的才华。触摸这些天才创想，把他们应用到别的目标上去。这种经历只存在于华强北。”

2013年，华强北封街改造。彼时名不见经传的硅谷创业孵化器HAX，把办公室搬到了深圳的华强北，开始在山寨之都做创新，几年间声名鹊起。HAX挑选国外的创业企业，带到华强北完成硬件的研发，等到111天的项目结束，产品完成，再带回美国旧金山推向市场。

外国创业者还有一本精打细算的账，无论Salter他们的发明将会如何改变世界，这些企业的订单最初只有一千、两千件。标准化大工厂的产能达到一天万件，小订单敲不开富士康的大门，或是创始人要用更多的钱把门砸开。于是HAX告诉国外的创业者：“华强北更便宜，对创业企业来说，每一分钱都很重要。”

Salter说，其实在他的硬件研发中，没有任何硬件、生产是只能在中国完成的。但珠三角最齐备的电子元器件产品，从主板、模具直至最后包装一条龙齐全的工厂，能够节省至少一半的时间和金钱。

HAX深圳总监武起予已经摸清了华强北的市场。她告诉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，会叮嘱这些不懂中文的外国创业者，要穿着西装去工厂，“记得带一些小礼物”，请工厂灵活一点，在设计需要修改的时候通融一下，不要额外收费。

在华强北创业的硬件工程师Jamie Salter。  HAX图

Salter也在“工厂大冒险”中找到了乐趣。去拜访工厂时，他还是不会穿西装，“毕竟是工厂，但想被认真对待的话，短袖短裤也绝不是好主意”。

会面通常在午餐时间，这很令Salter愉悦。厂长的私厨会开个小灶，问他要不要咖啡，他摇摇头。

厂方接着问，“那要啤酒吗？”

Salter于是开玩笑：“要白酒”。

最终他们围着饭桌坐下喝啤酒。英国人热爱喝酒，但他们习惯从晚上10点开始小酌热身，喝到凌晨两三点尽兴而归，因而在中午喝啤酒，实在是一个诡异的时间点。Salter却也顺着中国人的习惯，把生意和生活，和着一桌午饭都聊透彻。

与工厂博弈

Salter觉得他更像在兜售产品的未来，他只能拿出一张1500件的小订单。“但是工厂会像我们一样相信，这次合作将带来一张更大的订单，将有很多很多件商品。于是工厂给我们研发的时间，给我们工程师，用合适的价格来帮助我们。这是他们投资我们的方式。”

工厂对外国创业者更有优待，他们对中国雇主要求订单2千件起做，却会接下Salter这样外国人的小订单。这些西装革履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身上，仿佛还有外贸黄金年代那些源源不断的外汇希望。

Salter明白，“唯一的原因是，他们相信，我们会在未来带来很大的订单。”

赵俊狠下心辞去了稳定的工作，加入了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，用自己的积蓄创办了一家公司，希望有朝一日做成中国的无印良品。

2015年，给予了华强北名称的华强集团，把旗下的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划归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开始招募创业企业入驻。华强北的老牌国企华强集团和赛格电子，在1980年代以电子元器件起家，1998年后，随着华强北转向了电子产品贸易。如今它们都迈出了新的一步，成立了各自的企业孵化器，希望吸引高科技的创业团队入驻。

把山寨王国变为创客之都“看起来很美”，华强北背后的工厂不论是为品牌公司代工，或是为华强北的山寨品牌生产，都积累了熟练的技术和成熟的产线——他们也完全可以为创业企业服务。

可在赵俊批量生产“中国无印良品”的第一件产品之前，意外先一步来临，在2017年的农历新年到来之前，工厂通知赵俊，无法按照承诺在过年前完成产品组装，因为整个工厂就要放年假了。

但赵俊已经接下了顾客的订单，向客户承诺年后立即发货，他不能让第一件产品就毁去了他的信誉。

终于在农历除夕前几天，赵俊带上了团队所有的人前往工厂，坐在组装线上自己把零件一个一个组装成品。那时工厂里已经看不到什么工人，他们都去参加了新年联欢会。

在农历除夕前几天，赵俊带上了团队所有的人前往工厂组装产品。 赵俊供图

信誉是困扰珠三角工厂一大问题，不只是无法按期完成生产。赵俊了解到，一些原创产品的销路不好，“比如只有几千件，又一直开不了工”，工厂不会等在那里保守设计的秘密，许多设计精良的产品，就这样出现在了华强北的山寨柜台上。

在选择工厂的时候，Salter也需要在价格和安全性之间权衡。一些台湾工厂不太热衷于讨价还价，他们会报出一个体面的价格，不会上下浮动太多。而本地工厂最初提出一个很高的价格，但是Salter发现可以接着砍价，砍到一半为止。他还去过一些“毫无组织纪律”的工厂，机油流满了一地，他们可以用这种工厂省点钱，“但是风险很大，质量比较差。”

一个工厂厂长抱怨，中国现在的工人权益保护真是太恼人了，要付更多的工资，要对工人们更好一些，现在还有排污标准，真是太烦人了。

厂长接着说，“所以我要去非洲了。非洲多好啊，现在还没有什么监管”。

Salter有些哭笑不得，“老板这么说还是让我挺担心的。”

山寨“追杀”创新

赵俊把他的作品蓝牙音响灯放在了华强北市场的柜台上，这件作品刚获得了德国汉诺威工业设计论坛颁发的iF设计奖。沙漏形状，触控点亮，灯光能变换256种颜色，可以用手机应用控制蓝牙音响播放音乐。

只是他报价的声音刚落，老板的叫声就响了起来。

“哇，价格好高啊，我们没法赚钱，不搞。”华强北老板指一指手边的各色山寨筒灯，“拿货只要55块。”

在华强电子世界7楼，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实现了赵俊的工业设计梦想，但在华强电子世界1楼，市场却否定了赵俊作品存在的意义。

赵俊和他获得德国汉诺威工业设计论坛颁发的iF设计奖的作品。 图 赵俊

柜台上那些山寨产品的价格更低，就像那些50元钱的筒灯一样，让原创的产品没有生路。华强北这里没人愿意花四倍的价格，买一个有设计、有品牌的产品。

赵俊现在觉得自己 “只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东西出来，但是给谁看，不知道。”

赵俊也会想，可以几万几万砸钱出去，生产几千件产品，全部砸到华强北的柜台上，卖出去再收款。在这个国内外采购商来来往往的大市场里，或许就有人能够慧眼识珠，从而砸开一个市场。但他在用自己的积蓄创业，如果这些产品卖不出去，那么他将自己承担所有的损失。

王紫辰在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担任总经理助理，她告诉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，华强北本地创业者，不会先做好项目计划书去游说投资者，拿到钱再做产品。他们从山寨的时代开始，就是用自己的积蓄、亲戚的投资，在华强北找到最廉价的材料、最廉价的工厂生产产品，先把产品做出来，再去华强北的柜台铺开一遍。能有一波行情，就先把这笔钱赚了，再去做下一个产品。

赵俊的产品在华强北铺不出去，他现在喜欢与华强北的其他创业者一同聊天，“大家项目搞砸了，钱也花了，还一起来聊这个事情。”

王紫辰发现，大企业比如华为的离职工程师，反而是最容易成功的创业者。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最初接纳赵俊的项目，其实是看中他的设计才华，希望能够为孵化器中的其他创业者提供帮助。

王紫辰认为赵俊的才华，更适合去做一个设计师，“可是这里没有人愿意小富即安，都希望能有自己的商业帝国。”

华强北离硅谷有多远

HAX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华强北作销售市场的打算。

武起予认为，寻求技术、设计和品牌的顾客，恐怕不会来华强北采购。HAX只在最正确的地方，做最正确的事情。华强北能够提供最齐全和廉价的硬件和生产，而销售将放回欧美的网店和超市。

“深圳除了制造什么都没有。”Agaraté在罗湖市场集齐了一身登山行头，精疲力竭地坐在通往华强北的地铁上，笃定而又遗憾地摇摇头，“我会选择旧金山，那里有完善的营销渠道，可以见到所有的科技媒体。可是深圳只适合制造。”

Agaraté创立的企业生产便携摄像机GoPro上的稳定器，他在深圳的机场旁边找到了一家工厂生产，成本只有在美国的一半。深圳市科创委员会发布报告显示，以广州、深圳、 珠海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具有强大的市场需求和销售渠道体系优势，目前全国电子元器件分销商2/3的企业总部在深圳。

华强北齐全的电子零配件市场 澎湃新闻记者。 蒋晨悦 图

但赵俊还在为自己的产品寻找销售渠道。为了让华强北的本土创客有产品却没市场，在运营孵化器的同时，王紫辰也在帮华强集团做另一件事情——与亚马逊合作，打开一条网上销售渠道，等待创业企业成长起来。由于缺乏足够的原创产品，华强集团目前只能通过买手采购商品，放到亚马逊上去卖。

王紫辰在参与华强北的会议中反复听到，必须保住华强北“中国电子第一街”的地位，中国电子元器件的价格，必须在华强北定下来。她也希望在这条山寨之名盘桓了十多年的街道，这批最草根的创业者中，能够诞生第一批苹果、微软。

当深圳进入秋季，Salter的首批滑雪穿戴设备产品将从深圳出港，发往美国、欧洲、日本，那是完完整整的“华强北设计”。

在完成产品研发、实现量产之前，Salter还在进行工厂大冒险，他最喜欢问工厂的问题之一是，“深圳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？”

“一些人回答，我们正在试图离开深圳，去非洲。一些人会回答，我们可能会在中国内部搬迁，一些人会说，深圳很棒，深圳正在经历转型，设计研发相关的服务业可能会发展很快，研发可能会需要周围有工厂。”

他听到那些工厂主说：“如果深圳能够完成这场转型的话，一定会需要周边有工厂的。”